有一首歌就叫《一生何求》，是陈百强先生原唱的，但歌词里并没有答案，只是表达了一种迷茫以及面对迷茫我们该持有的态度。我想借用这首歌的歌名来抛出我的问题。

一生何求？如果仅从表象上来看，人与人之间的确有着很大差别。

回望历史，即使在同类群体中，其个体的人生追求也有明显的差异：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思想界就有“百家争鸣”现象的出现，儒家代表孔子毕生追求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”；道家代表老子追求的是“道”，崇尚自然、无为；墨家代表墨子主张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，即人与人之间平等地相爱，反对侵略战争；法家代表韩非子强调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，主张依法治国；名家的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“名”、“实”之辨。

贵为天子的帝王，他们的人生追求也有很大的不同，有励精图治，开创盛世的，如汉朝的文帝、景帝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；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；清朝的康熙帝、雍正帝、乾隆帝开创了“康雍乾盛世”，其中雍正帝的勤政达到了令人仰止的地步，他在位13年，在奏折上的批字就达1000多万字，并且写书达500多万字，按照推算，他每天睡眠时间可能不足4小时。但也有置国家大事于脑后，终日纵情于个人爱好的，如汉朝的汉成帝和唐朝的唐玄宗都是因为宠信美女而怠慢朝政，导致国家衰败的，二者宠信的对象与成语“燕瘦环肥”有关，一个是宠信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，一个是宠信杨玉环；北宋的宋徽宗赵佶爱好广泛，喜欢异花奇石，擅长踢球、书画，书法独树一帜，被称为“瘦金体”，唯独对治国理政毫无兴趣，最后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；明朝万历皇帝“每夕必饮，每饮必醉，每醉必怒”，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，深居宫中，二十年不上朝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对明朝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其他历史人物中，个体的追求也是迥然不同，汉代司马迁为完成《史记》，宁愿接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，也要完成这部光辉的著作，但同样是作家，海明威却因为不堪躯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，用双管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但这也是一种追求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我可以被杀死，但是不会被击败”；东晋诗人陶渊明为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，毅然辞官，以世外桃源生活为乐，但战国时期的吴起却贪图功名，干出杀妻求将，母死不归的事情；明代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，不避风雨虎狼，与长风云雾为伴，以野果充饥，以清泉解渴，足迹遍布我国16个省，与徐霞客相反，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·康德深居简出，一辈子过着单调的学者生活，直至去世，从未踏出过出生地；在朝代更迭时，有的人选择归顺新王朝，如书法家赵孟頫，也有文天祥践行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誓言。

环顾四周，我国有的贫困山区的农民在为吃饱、穿暖而奔波，他们可能会以吃上一顿肉，穿上一件羽绒衣而感到高兴；但城市中却有许多人群在为身材和健康而热衷于减肥；有人收入微薄却安于现状，有人收入不菲却还要创业发展；有人视家庭为温暖港湾，有人却信奉独身主义；有人在盗窃、抢劫、诈骗，有人却在乐善好施。

审视自己，在每个年龄阶段的追求也不同，中小学时代以成绩优异为荣，大学时代以找到一个心仪的女朋友为盼，大学毕业后最急切的就是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工作以后又主要在为职位晋升而努力，为人之父之后又将望子成龙作为一个追求，天命之年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。

人生的追求看似千差万别，飘忽不定，在这些不同的追求表象后面，难道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吗? 有！那就是幸福。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，幸福就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。在这一点上，东西方人的看法是一致的，我们中国人每逢春节都要在门上贴个“福”字而不是别的什么字，不就是认为幸福最重要吗？而英国思想家罗伯特·欧文也早就说过：“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”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把这个幸福局限地理解为自己个人的幸福，而要理解为自己个人、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幸福，否则，我们就无法解释许多英雄舍己救人的行为，也无法解释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行为了。

在我看来，追求幸福有三个层次：

第一个层次是在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，追求个人幸福；

第二个层次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，尽自己所能和所愿帮助他人增添幸福；

第三个层次是舍弃个人幸福，为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谋取幸福。

第三个层次的人很高尚，也很伟大，但我不希望他们成为大多数，如果大多数人舍弃自己的幸福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社会有问题？

在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，追求个人幸福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这就是我对“一生何求”的回答。